一年前的今天，對於身在中國的人來說，你很難忘記自己身在何處，經歷了什麽。

以下是我對2022年 11 月 27 日這一重要日子的個人回憶。

時間過得真快。整整一年前的今天，我從北京飛回香港，準備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任教，開始了我人生的新篇章。但 2022年11 月 27 日這個日子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中，原因遠不止於此。

在那個寒冷的周日，當我收拾好行李，焦急地等待前往北京機場的車時，中國正處於風雲變幻之中。這一天，全國範圍內反對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的抗議活動達到了高潮，學生和其他普通民眾冒著嚴寒和警察的監視，走上街頭，揮舞白紙，高呼口號。

大規模抗議始於11月25日，起因是前一天在新疆烏魯木齊市一棟處於封控的居民樓發生火災，造成 10 人死亡，9 人受傷。社交媒體上流傳的短視頻和圖片顯示，人們指責封控措施導致消防員無法及時趕到現場，並對政府的應對措施表示憤怒。

這對許多內地居民來說是最後一根稻草，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過去一年來持續不斷的封控措施，這些封控使他們困在家中，很多人無法購買或獲得日常必需品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警方基本上允許抗議活動持續整個周末，直到 11 月 28 日星期一，警方才大幅增加警力，在熱點地區設置路障，並開始驅散抗議者和拘捕少數領頭的人。

此時，我懷著既興奮又惶恐的心情註視著事態的發展。我感到興奮，因為我相信由大學生帶頭的全國性抗議活動可以向中國領導層施壓，使其進一步放寬嚴厲的清零措施。

11月11日，中國政府公布了新的、詳細的動態清零措施指南，試圖放寬管控政策，這包括大幅縮小出現新病例而實施封鎖的區域。

2016 年初，我辭去了《南華早報》總編輯一職，回到北京與妻子和女兒共度更多時光。

在隨後的六年裏，我作為《南華早報》的編輯顧問常駐北京，經歷了整整三年的動態清零管制。

與此同時，我也陷入了極度焦慮之中。就在我原定於周日起飛的四天前，我們接到通知，我家所在的小區報告了兩起 新冠病例。

周四上午，居民們突然發現小區入口處被設置了路障，幾名身著綠色軍大衣、面露兇相的男子站崗，阻止車輛或人員進出。

居民們在小區的微信群裏爆發出憤怒的情緒，尤其是我們中間的一些律師認為，封控整個小區的決定明顯違反了 11 月 11 日的措施，該措施規定，如果發生新的病例，封鎖只應適用於患者居住的樓房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樣，即必須封鎖整個小區或街道。

但我們都很清楚，中央政府的規定在地方的執行情況可能大相徑庭。我們立即組成了一個包括律師在內的談判小組，向物業管理公司和居委會請願。我們爭辯說，既然我們都住在獨立的房子裏，官員們就應該根據新的規定，只封鎖有新案例的家庭所住的房子。

出乎我們的預料，居委會居然松口了，說他們的保安不會阻止人們進出，但會日夜駐守在那裏，以便應對上級的檢查。

我並沒有松口氣，因為我知道那些官員很容易改變主意。為了以防萬一，我打算收拾行李去住機場酒店，因為一旦被封控，通常至少需要 21 天才能解除。

妻子勸我再等等看，但我還是想做好準備。我給我的司機打了電話，我們商定，如果在我離開的當天發生封鎖，他將把車停在我居住的小區附近。然後，我會翻過圍墻，不帶任何行李去找他。到了香港，我會買好我需要的一切。

謝天謝地，最壞的情況沒有發生，我準時飛離了北京。

我一降落在香港，就立即感到一種解脫和自由的感覺，盡管香港當時也有管控措施。

隨後發生的事情已被大報特報。三天後的 11 月 30 日，中國前領導人江澤民逝世。 從中國過去幾十年來看，最高領導人的突然去世可能會成為變化的催化劑，尤其是加上學生主導的抗議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迫使中央政府在 12 月初解除了動態清零管控，這比預期的時間要早得多–考慮到在 11 月的大部分時間裏，包括《人民日報》和新華社在內的官方國家媒體連續發表評論，駁斥要求解除管制的呼聲，並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對人民和國家有利。

但令人遺憾的是，中國的突然重新開放完全是一團糟。北京有將近三年的時間向其他國家學習，為重新開放做準備，但它沒有這樣做。

當時，官方試圖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：在呼吸道病毒感染通常達到高峰的隆冬時節突然重新開放，是經過計劃和深思熟慮的。

但現實情況卻截然不同–發燒藥品供不應求，醫院和急救服務不堪重負，許多城市嚴重缺血，老年人死亡人數飆升，停屍房和殯儀館屍橫遍地。

一年後的今天，盡管有報道稱中國北方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，但大多數人都已釋然，基本保持平靜。

但是，一年前的那個日子卻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。

（圖片来源於網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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